左宗棠与至公堂：一纸奏章话文脉

　　AG旗舰厅官方网站同治十二年下半年（1873年秋至1874年初），是清代西北经略史上的关键半年。这半年，61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兵纵穿千里河西走廊，奔波于兰州与酒泉之间。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频颁上谕，连番垂询收复新疆之策。

　　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到河西走廊“出差”。两年前，他就要“扶杖而行”，这次更是拖着“衰病之躯”，忍受丧子之痛，感叹“日暮途长”，念着“退隐田间”，一面部署平定陕甘的扫尾工作，一面谋划收复新疆的方略，忙得“眼目昏花，心神恍惚”。

　　初秋时节，兰州繁华街区西关一带，黄河奔腾，人流穿梭。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，在115岁的兰州“地标”黄河铁桥前打卡。距离铁桥四五百米处，近代西北“地标”——中轴线建筑群甘肃贡院遗址闹中取静，即将迎来150岁生日。贡院遗址，坐落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里。高楼掩映之下，两栋恢弘的殿堂式建筑十分醒目。前面一座大殿高15米，面阔七间，名叫至公堂，曾为监临、外帘官办公场所，是贡院的核心建筑；后为兰州大学教室、礼堂、阅览室；现为甘肃科举博物馆。后面一座高14米，面阔五间，名叫观成堂，也是当年甘肃贡院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。

　　与绝大多数中轴线建筑坐北朝南不同，至公堂、观成堂都是坐东朝西。甘肃科举博物馆工作人员周媛说，这种坐东朝西的布局在全国现存贡院遗址中独一无二，可能与兰州城沿河而建、地形东西狭长有关。

　　1873年下半年本是“乡试季”，甘肃各地生员理应远赴陕西参加秋试。然而，返程路上，从甘州（今张掖）到凉州（今武威），左宗棠看到大批生员路边恭迎。起初他以为这些人是参加“秋试”后匆匆赶回的考生，便询问考得怎么样。然而，答案令人唏嘘：由于“甘省距陕道阻且长”，清朝开国200多年来，许多士子无力赴陕。

　　据《左宗棠全集》中收录的信札记载，因道路险远、代价高昂而自动放弃乡试机会的甘肃生员，当时竟占“十之七八”。少数下定决心赶考的人中，又有很多人遭遇意外：有路遇暴洪、滑坡、泥石流，因不可抗力错过考期的；有盘缠用尽不得已半途而废的；有走着走着得了抑郁症、客死他乡的。左宗棠感慨道：故诸生附府、厅、州、县学籍后，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。穷经皓首，一试无缘，良可慨矣！

　　第一笔是制度成本账。当时的甘肃，东邻陕西，西至新疆乌鲁木齐一带，辖境包括今天的甘肃、宁夏、青海，以及新疆、内蒙古的一部分。从东至西，最近的地方距西安五六百公里，兰州、西宁、银川距离上千公里，张掖、酒泉距离1500到2000多公里，乌鲁木齐等地距离三四千公里，往往单程就要走两个多月。至于花费，“少者数十金，多者百数十金”，和东南各省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花费一样大。

　　《分闱折》先是回顾了清初陕甘分省的过程：甘肃最早归陕西统辖。到了康熙年间，“拓地日广”，中央政府设立甘肃巡抚，后来派驻陕甘总督，兼管甘肃巡抚事务。他进而论述道，甘肃“地当西陲冲要，南北界连藩服荒服”，是经略西域的战略“抓手”。这里各族杂居，迫切需要在“谣俗异宜，习尚各别”基础上，建好共有精神家园。

　　左宗棠曾坦言，“臣度陇之初，见陇事败坏至极，无从措手，心窃忧之”。戎马倥偬之余，他深感“甘、凉一带民风尚称朴厚”，同时痛感一些地方“四十余年，等于绝域，声教久不行”。他认为，西北治理必须眼前、长远一起抓，既要以发展促稳定，更需用改革求久安，具体是办好三件事：讲求政教、举行兵屯、振修武备。

　　左宗棠督甘后，每到一处都鼓励办学，曾为兰山书院四处延揽“山长”，寄望各地重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“关学”传统。他先后创办兰州制造局、织呢局，在内陆边陲倡导洋务运动，早早拉开西北工业化的序幕。他着力改革完善西北治理体系，《分闱折》呈递前后，多次上书清廷充实完善西北行政区划设置，其中4次上书建言新疆建省，最终获批。

　　2018年，甘肃贡院经过3年大修，作为甘肃科举博物馆，首次向公众开放。走进博物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展示甘肃贡院全貌的沙盘。据地方志记载，甘肃贡院占地14万余平方米，最多时可容纳4000余人同时考试。历史记载，贡院建成后，人文荟萃，匾额、楹联盛极一时。曾有一副192字的长联，比久负盛名的滇池长联还要长，是中国贡院第一长联。如今，观成堂仍保留着左宗棠继任者、谭延闿父亲谭钟麟的54字长联。至公堂内还有3处左宗棠印迹。门头匾额上的“至公堂”三字，是贡院落成时左宗棠手书；门口有一副木质长联，如今移入堂内珍藏，也是左宗棠自撰自写：共赏万余卷奇文，远撷紫芝，近搴朱草；重寻五十年旧事，一攀丹桂，三趁黄槐。

　　周媛说，2015年翻修时，两座建筑整体抬高1.36米，施工人员在至公堂施工时，发现大梁上还保留一行总长10多米的楷书题款，上写左宗棠的官衔和姓名，明确记载“封顶”日期为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七月初九。

　　左宗棠长期被封疆大吏聘为智库、幕僚，撰写“智库报告”是他的看家本领，林则徐称之为“绝世奇才”。担任封疆大吏后，他多次建言加强船政、塞防，新疆、台湾设省。收复新疆时，当许多官员轻言“乘胜出关，速图扫荡”时，左宗棠“体察军情，详审局势”，认为大西北“筹饷难于筹兵，筹粮难于筹饷，筹转运又难于筹粮”，“用兵在精不在多”，先要挑选精兵、妥运粮草，才能毕其功于一役。这些建言献策之所以落地见效，主要是他重视调研，能察人所未察，故能言人所未言。

　　在《分闱折》中，他用事实和数据讲了三层理由：一是如果两省平分现有名额，对近水楼台先得月、历来到考率较高的陕西考生来说显失公平；二是由于山高路远、兵荒马乱，甘肃历年累积的未参加乡试考试生员为数甚多，考虑到往届甘肃考生上榜率高，简单一分为二也难解甘肃之渴；三是横向对比看，云南、贵州在分闱时，清廷分配贵州“取中额数”42名，这个数字是全国各省中最少的。左宗棠建议，甘肃“取中额数”只需比照贵州成例即可。

　　第二个是“开口子”问题。当时，还有安徽、江南两省没有分闱。为了打消“开口子”的顾虑，《分闱折》特意写道，安徽与江南“壤地相连、一水可通”，安徽士子到江南考试，“习以为常，并无不便”。考虑到清流对分闱还有不同意见，奏折主动设置议题并作出回答：“臣亦知圣贤之学，不在科名”，但“非科名无以劝学，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”。

　　一场秋雨过后，又见天高云淡。萃英山下，莘莘学子涌入兰州大学天山堂、昆仑堂，开始新一天的学习。“萃英”，取自萃英门，后者与至公堂一样，曾是甘肃贡院的标志性建筑。1913年，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迁入甘肃贡院旧址。贡院许多地标，从此成为兰大的象征、学子的记忆。到20世纪40年代，国立兰州大学在至公堂附近，又建起四栋当时兰州的最高建筑：天山堂、昆仑堂、贺兰堂、祁连堂。校史记载，用四座西北名山命名，意在开阔学子心胸，提醒广大师生，面向西部、扎根西部。

　　至公堂、观成堂一带，已找不到一棵甘肃贡院初创时期栽植的古树。不过，堂前屋后，几十年前栽植的古槐也已枝繁叶茂。

　　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邓明对于陕甘分闱后的“人文鼎盛”如数家珍：甘肃贡院第一位解元安维峻，曾上书请诛李鸿章、斥责李莲英干政，被称为“陇上铁汉”“铁肩御史”，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；武威籍举人李于锴，曾参与起草公车上书，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监督，负责筹建山东大学堂事宜；哈锐则是晚清甘肃天水回族同胞中走出的翰林，后来成为甘肃知名实业家；最后一名解元邓隆，民国后创办火柴厂，也成为实业家、慈善家，被称为“光明使者”……